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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临床需求是微生物检验发展方向

  “如果单纯从实验室的经济效益角度来说,也许微生物检验所带来的效益远远不及生化检验等。但是从临床的角度来看,微生物检验所体现的价值主要惠及到病人,即运用微生物检测结果,第一时间让病人获得最有效的治疗。”

  6月8日,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童明庆教授在北京开会期间,接受《科学时报》的采访,他指出,医学微生物学检测结果已经逐渐成为指导临床感染诊断和治疗的重要依据。

  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整个检验医学技术的提升,微生物学检验也从原来只是检验科室的一小部分,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医学微生物检验的全面质量管理和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的认可也逐渐为检验界所理解和接受。

  特别是临床微生物学检验的室内控制、室间质量评价工作在一些大型三甲医院已顺利地开展,使得临床微生物检验的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高,细菌鉴定的正确率在许多省市已达98%以上。

  分析前质量控制尤为重要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很多基层医疗机构临床微生物检验的现状,像一些二级医院甚至乡镇医院不具备建立微生物实验室的条件,只能将标本送到上级医院,这就涉及到标本采集、运送所带来的相关问题。”童明庆认为,不仅仅在这些基层医院里面,甚至在一些三甲医院里面,都存在着分析前质量控制不合格的情况。

  有资料显示:在统计整个实验误差中,分析前误差约占总体误差的60%左右。所谓的分析前质量控制是指从临床医生申请检验开始,包括检验项目的申请,采集样本前患者的准备,原始样本的采集,样本的运送,样本到达实验室后分析前的处理,至检验分析操作开始时结束。

  “因此,分析前质量控制,对减少实验误差,提高检验质量尤为重要。如果采集的标本并不能代表当时病人的感染情况,或者是标本受到了污染的话,即便我们把室内、室间质控做得完美无缺,也无济于事。”童明庆说,医护人员采集标本的时候,一定要在病人特定的感染部位采集到特定的病原菌,并且保持病原菌的活力,再送到检验科室进行检验。

  童明庆举例说,如果怀疑病人下呼吸道感染,在留取标本前必须要求病人刷牙和用清水漱口,之后再用力咳出,否则标本就不能准确地反映病变部位的信息。再如淋病奈瑟菌和脑膜炎奈瑟菌对寒冷较敏感,在标本运送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在室温条件下尽快送检,特别在冬天更应注意这一点,否则,检出率将显著降低。

  辩证看待自动化

  “自动化会不会绑架我们的思维呢?”面对着当前越来越多的全自动细菌培养和鉴定仪甚至自动化的接种机已逐渐进入医院的检验科室,童明庆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不可否认,自动化能够帮助我们节省更多的劳动力,但会不会影响到微生物鉴定分类专家的培养呢?”童明庆担心,未来的微生物专家可能只是一名高级操作工。“有时候,还是需要我们动点脑筋的,再者说,一些非常便宜的检测技术,如形态学技术对于某些致病微生物不失为一个简便可靠的诊断方法,而用全自动化的机器反倒会麻烦,所以千万不要丢掉我们原来的传统方法。”

  近年来,从一些地区细菌检验室间质评的成绩来看,细菌鉴定的成绩远远好于药敏试验成绩,童明庆建议微生物实验室应该加强对药敏的质控。

  而对于细菌检验的报告方式,如何对检验过程中的所见和检验的最终结果进行全面描述和分析,童明庆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斟酌和规范的问题。例如痰液标本的检查结果,如果不报告涂片所见,而仅报告培养结果,则很难判断分离菌与肺部感染的关系;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分离菌的药敏结果是否应该报告呢?也值得商榷。

  杜绝经验用药不可能

  实验室的微生物结果出来之后,临床医生是不是能够及时地修正治疗用药方案,采纳实验结果呢?这个问题是很多微生物专家所关心的问题。

  “像老年科、血液科的临床医生可能会比较重视,因为他们科室的患者多属于免疫功能低下,必须依赖微生物的结果才能有效诊治。而有些科室的临床医生,不大关心微生物的检验结果,习惯于经验用药。”

  童明庆说,杜绝经验用药是不可能的,毕竟微生物的实验需要时间,具有滞后性。而有些感染疾病非常急,临床医生只能采取经验用药。“但是经验用药也是有依据的,要以近期实验室微生物鉴定以及药敏实验的结果为依据。比如,实验室会定期地提供哪些病菌容易造成哪个部位的感染,这些病菌具体耐药情况等资料。”

  “最关键的是,一旦我们微生物的结果出来了,临床医生会不会及时地调整治疗方案呢?”童明庆认为,国内在这一点可以借鉴一下香港的做法。

  在香港,医院会定期地组织专业人士对医生的抗感染处方进行评估,如果医生没有遵循微生物实验的结果就随便开抗生素药物的话,就会被扣分,直接影响晋升等。

  当然,也会有人认为大量的微生物标本检验会造成医疗费用增加。童明庆说,如果从整个抗感染药物的使用费上来计算的话,加强临床微生物检验后,医疗费用总体上是会减少的。

  “大陆的医保报销是按照项目细分,有些病能报,有些病不能报,根本不考虑在治疗过程中的合理性。而在香港,即便在医保范围内的病种,如果医生采取的方法不合理,也是不予报销的。”童明庆建议,卫生部等有关部门不能单纯地靠发布监管文件来防控抗生素的滥用,完全可以借鉴香港在这方面的经验。

  沟通必不可少

  在医疗实践中,细菌检验与临床抗感染治疗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细菌检验人员和抗感染医生经常交流十分必要。但目前的实际情况,童明庆觉得交流还远远不够。

  比如在细菌分离培养的报告上写有“正常菌丛”时,实验室觉得很正常,而临床医生常觉得报告不明确,他们希望得到的回答是“有菌”还是“无菌”。再如近年来细菌室在细菌耐药机制的检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果细菌室只是报告耐药酶或耐药基因而不告诉医生该酶或基因的耐药含义,则可能被少数医生忽视。

  “微生物人员要走出实验室到临床中去,解说报告的形式、内容和临床意义,使临床医护人员能正确理解和解释报告并用于临床诊治。”童明庆说,微生物检验的发展方向始终应以临床的需求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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